二猫我与爷爷不相见，已是再没有相见的日子了。
爷爷走了两周了，我心里的仍不能平静。这些日子想起他，想起的都是些很小的事。小得像一粒尘，落在心上，却怎么也拂不去。
去年我刚回成都不久，爷爷也从老家来成都检查身体。起初的疼痛，查不出什么，医生说回家休养几天就好。一家人便都放了心。检查完那几天，我带爷爷去了熊猫基地，去了成都植物园，又去了天府广场。他走得不快，兴致却很好。那几日的成都，走得很慢，也很满。那时候我们都以为，日子还长。
回老家几月，病情加重。父亲带着爷爷再来成都，诊断书上写着：食道癌晚期。医生建议回家保守治疗。同样的路，去时和回时，是两种心情。后来的事，就由不得我们了。
八月里，我和爷爷通了最后一个视频电话。屏幕那头，他躺在床上，枯瘦如柴，眼窝深陷。我心头一紧。轻声问他，身体有好些没，吃饭怎么样。他声音沙哑，嘴角却强憋出一点笑，说，还好，还好，有在按时吃饭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记挂的还是让我们放心。那通话很短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即向单位请了事假，回了老家。
在家的三天，我看着床上的老爷子，心里是真有些怕。一向顽强的老头，瘦得皮包骨头。可同他说话，思路清晰，全然不像一个正受着病魔折磨的人。离家前的最后一夜，我没有睡，躺在客厅沙发上，隔一阵便起身去看看他。夜很深，屋里很静。出发前的最后两个小时，我一直坐在他床边，握着他手里的余温。那一点温度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走的那天早上，爷爷醒了。我最后叫了一声爷爷，嘱咐他按时吃饭、按时用药。那天是八月十八日。这是我和他生前最后的对话。
我离家后，隔天哥哥从北京赶回。或许是等着看遍了家中每一个后代，在我离家的第四天，爷爷走了。八月二十二日那天清早，他躺在儿女怀里，安安静静的。
爷爷走的那几天，天气晴朗。白日里，天蓝得没有一丝杂色，大朵大朵的云从竹林梢头慢慢走过，竹叶在光里亮得晃眼；到了夜晚，还能看见星星。他走得很安详，没有受什么痛苦。家里人都说，这是喜丧。
这次的回家，我一路沉默。爷爷的灵堂不大，家里请先生看好了日期，得过两天才是追悼会。老家的习俗要守夜，我和哥哥轮流守着，看灵堂里的香火。院里的火盆烧着纸，火苗蹿起来，被风压下去，又蹿起来，把盆沿舔得通红。火光映着旁边那辆旧推车，蓝漆早就斑驳了，车轮的辐条还一根一根，撑得好好的。它不知跟了这院子多少年，如今也在火边，陪着守夜。香一炷一炷地续，夜一点一点地深。独自一人时，往事总是回响。一个倔强顽强的老头，如今安安静静躺在大堂里。
我记事起，爷爷就是农民。但他识字。听长辈说，那时村里识字的人不多，爷爷不但识字，还读过平昌师范，做过教书先生，也是一名老党员。小时候常听村里人喊他”李书记”，最近才知道，爷爷当过村里好几任书记，大事小事都找他。水渠是他带着人修的，路是他带着人修的，电也是他一趟一趟跑出来的。我没有见过煤油灯，我记事起，村里就有电了。如今村口那盏路灯，夜夜亮着。
后来他在镇里当过酒厂厂长，直到酒厂改制后卸任，才重新拿起锄头，种田，插秧。从讲台到村里，从厂里到田里，他这一辈子，就没有真正闲下来过。转了一大圈，他还是一个农民。
奶奶走得早，那年爷爷也才是四十多岁，四个孩子都没成人。听父亲说，那些年爷爷白天在地里，夜里在灯下。一个男人的手，学着缝补，学着浆洗。爷爷话少，从不提这些。只有一回过年，他喝了一点酒，说：”你们几个，都长起来了。”说完又沉默了，慢慢把一杯酒喝完。后来儿女都长大了，各忙各的，爷爷守在老家，又把我们几个孙辈带大。带大了儿女，又带大了孙辈，他这一生，都在看着别人长大。
追悼会那天，来了很多人。有人喊过他先生，有人喊过他书记，有人喊过他厂长。这一天，他们都来送这个老头。追悼的人放了鞭炮，一声接一声的脆响里，白烟腾起几丈高，把路口都罩住了。红的、黄的纸屑在烟里漫天飞，又慢慢落下来，落了厚厚一地，像给黄土铺了一层毡。阿叔们站在烟外，仰着头，久久地看。
出殡那天早上，天边烧起一片霞，从橙红一层一层淡到青白。院外那棵老树落尽了叶子，枝干虬曲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霞光里，像一幅剪影。四下很静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那天，我在故乡亲手堆起一座小山，点起鞭炮，亲手焚烧老人八十六年的时光。鞭炮的烟从土里升起来，低低地越过稻田，成熟的水稻金黄一片，沉甸甸地垂着穗；烟再往上走，就散进满山的竹林树影里了。随后烧了爷爷生前的衣物和写的草纸。火烧得很干净，火头一点一点矮下去，纸灰一片一片往天上飘，淡青的天幕上，浮着数不清的黑点，久久不落。烟往山上去的时候，满山的树正被夕阳照得金黄。火试图一点一点，抹去老人存在过的痕迹。可是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。如今水渠已经不在了，但村口的路灯，却依旧夜夜亮着，照着村里人回家的路。
在故乡的那个地方，我亲手堆起的小山，还在。晴朗的夜里，星星落在山头，安安静静的，像他睡着了一样。而人，已不复了。
在晶莹的泪光中，我仿佛又看见村口那盏路灯，看见灯下那个顽强的老头。唉！我已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！
———2026年9月6日晚记